關於倉石武四郎博士
倉石武四郎博士略歷
轉錄自《倉石武四郎講義 本邦における支那学の発達》〈前言〉之「《東洋學の系譜》（第2集）（江上波夫編、1994.09、大修館書店）所收，據〈倉石武四郎〉（詞條作者：戸川芳郎）所轉錄」之一部。
底下所述的略歷，在結構上採取以頼惟勤的論述為主（頼惟勤，《中国の名著》，勁草書房），戶川芳郎的補注為輔的形式。惟戶川氏在進行補注時，將賴惟勤對倉石先生所使用的敬語一概代以普通日語。而本網站在轉錄賴惟勤的文章時，仍然依其原文，以存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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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中出現"★"者，表示此為賴氏一文中，戶川氏所作的補注。
------仓石武四郎博士，明治三十年（1897）9月21日出生于新泻县高田市（〔★今上越市〕）。仓石氏向为高田地方的文化世家，祖上屡出精通汉学的名家，先祖侗窝先生（讳典太）曾就学于安积艮斋（あさかごんさい），而后执教于高国藩校。仓石博士之父、仓石昌吉曾于庆应义塾受教于福泽谕吉，后返乡从商，惜逝于昭和五年（1930）。仓石博士之母名讳みか刀自，嗜好国文学，善作和歌，逝于昭和三十年（1955）。兄弟共有十三人，四人早逝，仓石博士排行第七，为家中四男。
長兄太郎為東芝タンガロイ公司會長, 第三兄文三郎為高田市副市長. 弟五郎久在成蹊大學教以獨語（教習德語）, 兼任樂隊指揮. 女弟カウ嫁與鄉黨同門之酒學者坂口謹一郎. 又弟六郎為福岡氣象臺長, 娶同鄉先學關野貞之女. 季弟治七郎為日本生命公司董事.
仓石博士8岁时进入高田第二寻常小学，14岁升学至（★新潟縣立）高田中学，大正四年高中毕业后，考中第一高等学校一部乙类。中学时，仓石博士便已爱好和汉的古典文学，于一高学习时确立了日后研究中国文学的志向，大正七年入学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之后，便以支那文学为专攻，毕业论文题为《恒性管窥》。大正十年〔★一九二一〕春，仓石博士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毕业旅行，游历了烟台、上海、苏州、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绍兴、宁波，翌年，转至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学习，获得特选给费生的资格，兼任文学部副手，主要受教于狩野（★かの）直喜博士，并在新城（★しんじょう）新藏博士的指导下，开始搜集中国古代天文史料。
倉石博士在一高就讀時, 其德語朗讀備受岩元禎稱讚,後遂專心研習語音節奏，又與三木清、瀧川政次郎等人共學漢籍. 進東大後,師事鹽谷温，其學士論文, 以古漢語論述天體分野說與古占星術, 時人皆奇之.倉石博士既修歐美語言之音讀解讀法, 頗疑於中國古典之訓讀解讀法, 故求教於服部宇之吉首席教授, 然意猶不滿. 時青木正兒等編《支那學》紹介"文學革命", 此進取之風大興倉石之志氣, 後日倉石訪問狩野教授, 表達轉進京大之願，獲許.
夫漢學（支那學）與中國學、東洋史與東洋學（東方學）, 此二系統學問之兩立，為近代日本學術特色, 亦有似於現今在國際化進程中被迫自我調適的日本學.
明治開化後，日本政府鑒於歐美列強之文明基準,採取擴張進攻之國家政治戰爭策略,因而後者(即東洋學、東洋史、東方學系統)亦沿著相對化之研究進路、將中國在內之東亞作為學術批判的對象;前者(即漢學、支那學、中國學系統)與此相反, 不肯盲從歐美文明, 寧欲構築由日本本位出發之日本化道義(亦即東洋倫理), 教育界亦較從前者. 然二系統學問均在甲午、日俄二戰之後,共同轉為注重國家利益之明確學術傾向與基礎點.
後者可以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西兩大學之東洋史學趨勢為代表; 前者則可窺見於與東大漢學系與高等師範學校漢文科相關之屢經變遷之教學活動.
此間別有以狩野直喜(時人稱為"支那狂")等學者為中心之支那學, 於京大文科中漸成聲勢。 狩野決不將停滞中國視為近代化之缺如態, 又不輕蔑, 而欲嘉其所自有之義. 倉石深感此理解中國之方法.
自此之後, 倉石雖獲東大邀任, 然至狩野逝世之時,始終不肯離開京都.
大正十三年，出任大谷大学文学部助教授，讲授支那文学等课程，同时兼任京都帝国大学附设第七临时教员养成所的讲师一职，在此期间，与丰子女士结婚，二人后育有4男2女。大正十四年（★大正十五年），升任京都帝国大学专任讲师，翌年（★翌昭和二年四月）转为助教授，并担任《支那学》编辑，参与编纂《狩野教授还历记念支那学论丛》（弘文堂书房，1928年）。
豐子夫人之父, 即是川上善兵衛〔１８７０―１９４４〕, 為高田市岩之原葡萄園之主人, 晩年著《武田範之傳――興亞前提史》. 豐子夫人之叔母近衛尊覺尼, 為奈良中宮寺住持.
昭和三年（1928）3月，仓石博士作为驻北平的文学部在学研究员，初寓于北平东城的延英社，与吉川幸次郎同为室友，后移居于西城的孙人和府宅，期间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大学旁听吴承仕、钱玄同、孙人和、马裕藻、朱希祖等先生之讲义，又于杨钟义主持的雪讲舍（★雪橋講舎）（楊鐘羲氏），修习中国文史，时与北平文化人胡适、鲁迅诸氏晤面，又游历山西太原、平阳（★臨汾）、洪洞、曲沃、翼城、太平、闻喜等地。居于北平期间，为丰富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图书蒐藏，仓石博士尽力购入天津陶湘氏藏书等图书资料，为后来研究所的汉籍丛书部奠定了主要基础，又在狩野所长的指导下，参与编纂了研究所汉籍目录和分类目录。昭和五年6月，仓石博士至上海访问章炳麟，顺道游历无锡、常州，至南京访问黄侃，得登八千卷楼阅览书籍，因病中止旅行，同年8月归国。
倉石博士之北京留學經歷，其後半期主要傳錄於《述學齋日記》〔昭五、元旦～八月六日〕，其中亦載其所交往五十餘位學者之名. 此日記中有以下記錄, 可知當時倉石已得斯學（岡田正之）之矚望.
上文"先師劔西先生"者, 即岡田正之（学習院教授, ～１９２７）,教授倉石以日本漢文學. 倉石一生常推服其真摯講說.
归国之后，仓石博士在京都帝国大学讲授清代训诂学（清朝许学）・清朝音学（音韵学）以及鲁迅的《呐喊》等，积极推进中国语教育，撰述多部中国语教科书。昭和十四年，以毕业论文《段懋堂的音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升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翌年起，兼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时时穿梭两地讲学。
倉石博士晩年置於病牀枕頭, 乃其京大時代初期之講說冊本.
- ○清朝音學 上篇 昭七 自筆墨書
- ○清朝音學 下編 昭八 自筆墨書
- ○清朝音學 坿小學階梯 昭九～一○ 自筆墨書
清朝音學資料（油印） 錢大昕「與段若膺書」「音韻答問」、戴震「轉語二十章序」、段玉裁「答丁小山書」「江氏音學序」「答江晉三論韵」
- ○小學歴史 昭一一 自筆墨書
- ○清朝音學 完 昭一二 自筆墨書
- ○小學通論 昭一三～一五 自筆墨書
倉石之所以兼任東大教授者, 或謂鹽谷温教授退休之後繼任也，或謂擅於漢籍書誌學之長澤規矩也〔一九〇二～八一〕薦舉學兄之力.
京都大學雖於教育方式、治學方法乃至學風皆異於東大, 倉石博士仍堅持運用京大養成之教育研究方法.其自言: 留學時"投之於玄界灘", 嚴格排斥舊來之訓讀方法, 不問經文或詩文之別, 徹底以音讀法教授, 以翼支那語教育之革新變舊。其以訓讀為本，撰成《國譯漢文大成》, 雖此書早經鹽谷撰述初具雛形，然倉石接任之後, 將之擱置於東大研究室藏書之外. 講述代之以支那學概說.
- ○支那學の發達 昭一八 自筆墨書
- ○支那文藝學 昭一九 自筆墨書
- ○本邦における支那学の發達 昭二一 自筆墨書
昭和六年起，仓石博士作为东京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禮疏校譌（こうか）」のもとに）开始着手仪礼疏的校定工作，至昭和十二年，完成了研究所报告《仪礼疏正伪》（★戸川本では「儀禮疏攷正」）；又作为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主任，从事尚书正义校定的工作，后虽缷任主任一职，仍然坚持参加校定会读的读书班。
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兼任期间，仓石博士被委任为国语审议委员会委员，昭和十八年起连续三年获得有栖川宫奖学资金的资助（与高田久彦合作），展开《现代吴语研究》的研究计划。战后又与东京大学理工学研究所的小幡重一教授合作，利用该所的设备，进行中国各地方方言的语言实验研究，并对流传于近畿一带古寺院的佛经诵读方法进行唐代古声调的比较研究。昭和二十一年，仓石博士促成中国语学研究会的创立，并担任该会的终身会长。
昭和二十四年，仓石教授转任东京大学教授，移居东京，当选日本学术会议的第一期会员，参与创立日本中国学会。昭和二十五年，主持以日中友好协会名义组织的中国语讲习会（该会翌年转为仓石个人的讲习会），开始普及拉丁化（拼音化）新文字教育，昭和二十八年开始，担当NHK第二放送的中国语入门讲座，二十九年秋，作为中国学术文化视察团的成员，至新中国的北京、西安、上海、杭州、广东等地参观。在此期间，仓石博士在东京大学文学陪开设《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诸问题》讲座（1950年开始），主持《关于中国变革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相关关系研究》委员会（1951年开始的文部省科学研究费）以及担当与此课题相关的语言文字问题研究，同时创立“北方语研究会”以及研究人民文艺丛书的各种北方方言文学，仓石博士还致力于推进汉语拼音的中国语辞典之编纂和出版（★七冊分、昭和三十三年完刊）。
（頼著倉石紹介の末尾部分：昭和三十三年（1958）3月，仓石博士从东京大学荣休，全心致力于中国语学校的建设和全新规模的中国语辞典编纂等活动。)
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三月, 倉石博士於東京大學榮休，被授予名譽教授之稱(爾後又獲追授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昭和三十年六月發刊《中國語》雜誌,以普及中文為己任，并致力編撰基於新制漢語拼音方案之中文辭典, 成果見於昭和三十八年（一九六三）九月刊印『岩波中國語辭典』. 此間於昭和三十五年春, 為視察中國之文字改革, 參與日本學術代表團訪問中國.
昭和三十九年（一九六四）十月, 倉石博士創建中文專修學校"日中學院"於東京小石川善鄰學生會館, 任終身學院長, 一生盡力於教育與經營，親教中文初級、中級班, 自撰課本《中國語のくみたて》, 又為學院教師講述語學概說, 長期講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每遇學校經營之多多艱難, 則親身當事. 昭和四十二年九月, 倉石中國語講習會因善鄰學生會館事件而遭解散之憂, 此後得各界支持，設置"日中學院別科" 作為持續教學之處, .
昭和四十九年, 倉石博士因其"中文研究、教育與辭典編撰"之功而獲授朝日文化獎. 而此前後, 發痛風及腦梗塞, 九月始居於東京都養育院附屬病院. 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十一月十四日, 屢次腦血栓發作之後, 與世長辭, 年七十九. 昭和五十三年（一九七八）六月五日, 豐子夫人亦於同一醫院裡去世, 年七十五. 夫妻合葬於上越市高田本誓寺內之圓福寺. 【中略：倉石ノートの所蔵場所について】
倉石之傳歷, 悉見於倉石親自詳述之《中國語五十年》（岩波新書, 一九七三年一月）. 倉石之高弟松本昭乃作贊曰:
倉石博士深知中國古典, 開拓古代中國語之新研究法, 即不僅用清朝小學方法, 而加以西歐近代語言學之方法. 其對於現代中文進行精密考證，又旁及諸地方方言, 在此基礎之上, 意欲獨創中文教育方法.
在日本, 漢字及其訓讀既被固定接受, 因而學中國之活語言者早已鮮見. 故日本人必須除去漢字(即日語)，重新學習本來面目之中文. 倉石博士認為此觀點放在現代語與古典語之上也同樣可行。 由此觀點出發，其編撰了各類語學辭典與課本, 甚至草創中文專修學校, 以圖中文教育之普及與提昇.
中國語言之研究與教育被譽為"日中友好之橋", 倉石博士之一生可謂為此"橋"而鞠躬盡瘁（『顯彰録 対中ソ外交物故功労者記念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其著作以《岩波中國語辭典》、《岩波日中辭典》為主. 東京小石川之鄰、設於日中友好會館之內的日中會館, 則是倉石氏所創設、經營之中文專修學校.